这种薪资差异在辽宁队内矛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体制内球员想要转会不仅俱乐部同意不行，还得体育局盖章，流动性极差；而体制外球员则完全遵循市场规则，自由流动。比如周琦当时在北京和辽宁之间的博弈，双方开出数千万甚至附带户口的天价合同，正是因为他没有辽宁编制，完全由市场决定身价。
CBA体制内球员与非体制球员薪金差异大吗？
我们可以把体制内球员比作事业单位员工或公务员，享有完善的养老、医疗和福利保障，虽然像郭艾伦这样的顶薪球员年薪约300多万，看似不高，但胜在稳定无忧，不用担心失业问题。这种模式适合那些竞技水平可能并非顶尖、更看重长远生活保障的球员群体。
总的来说，编制利弊分明。它的优势在于解决了部分球员退役后的生计问题，提供了安全感；弊端则是阻碍了人才的市场化自由流动，导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长期存在。这是中国体育特殊国情下的产物，短期内很难彻底改变，高水平球员更看重市场价值，而普通球员则更依赖体制内的稳定兜底。
中国体育确实存在这种独特的双轨制现象，这主要源于不同培养体系的差异。体制内球员由体育局从小培养，拥有编制，这意味着退役后能有稳定工作安置，也就是所谓的铁饭碗。正因为有了这份终身保障，他们在役期间的薪资往往不会太高，毕竟俱乐部或体育局不需要通过高薪来留住拥有编制的人。
体制外球员的情况则完全不同，他们多来自大学或社会培训，没有编制保护，人事关系也不归体育局管。这类球员如李根或韩德君，在市场供需关系下，一旦合同到期成为自由身，就会面临各队的激烈竞争。因为缺乏退役后的稳定保障，他们必须在职业生涯巅峰期尽可能多地赚取高薪，所以薪资水平通常远高于体制内球员。
体制外球员则更像私企员工，完全凭本事吃饭，像易建联这样的顶级球星年薪可达1500万至2000万。但这种高薪是建立在高风险基础上的，一旦表现下滑或遭遇伤病，合同结束后可能面临无球可打、无钱可赚的困境。对于实力一般的球员来说，体制外的不稳定性使得他们不得不面临严峻的养老和生存挑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