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应对反轮可能卡轮的情况，中国队会迅速变换一传阵容。具体做法是张常宁下撤接一传，朱婷则隐形站位全力进攻。即使变化了阵型，进攻战术变化不大，主要是袁心月可以跑到二三号位打短背飞。
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决赛用了哪些战术？
在反轮中，袁心玥也无法跑到二号位打背飞和背错，只能打三号位的近体快或者背快。这一轮没有后攻战术，且因为站位原因，战术集中在三四号位，容易导致拦防集中，一旦卡轮容易失分。
在里约奥运决赛对阵塞尔维亚时，中国队的首发阵容非常固定，由大主攻朱婷、小主攻惠若琪，小副攻袁心玥、大副攻徐云丽，二传魏秋月，接应二传张常宁以及自由人林莉组成。这套阵容在整个比赛中承担了繁重的战术任务，展现了极高的默契度。
整场决赛中国队一共派出了10名队员上场，颜妮和刘晓彤未获得出场机会。从首发战术可以看出，朱婷在阵容中承担了4轮一传的任务，并参与了六轮的一攻，所承担的责任极其重大。
在徐云丽发球的这一轮，朱婷继续后撤到四号位接一传，惠若琪位于六号位主位接一传，张常宁继续隐形站位准备后攻。这一轮的一传到位后，战术布置与前一轮基本一致，保持了战术的连贯性和隐蔽性。
如果这一轮的一传不到位，战术就会简化为朱婷的一点攻。但在徐云丽轮到后排发球的那一轮，虽然袁心玥上场，但徐云丽发完球后会被林莉替换下场。此时场上接一传的是朱婷、惠若琪和林莉。
如果这一轮一传不到位，张常宁和惠若琪会各自打二四号位的强攻。实在没办法时，教练组会选择强行给朱婷打后排强攻，以此来维持进攻的威胁性，避免被对手轻易防起。
在正常三点攻轮次中，朱婷在二号位接一传，惠若琪下撤到五号位接一传，林莉则努力扩大一传面积，让朱婷溜边接一传以便准备后排进攻。一旦一传到位，这就是妥妥的四点攻战术。
随后进入轮次中的第一轮，也就是俗称的“反轮”。正常情况下，朱婷下撤接一传，张常宁隐形不接。如果一传到位，朱婷打平拉开。由于张常宁速度较慢，无法跑到二号位打背拉开，只能打三四号位的加塞球。
第一局的战术开轮由魏秋月在三号位的前排两点攻开始。这一轮的实际站位中，朱婷后撤到五号位接一传，而张常宁则隐形站位不接一传。这种布局看似两点攻，实则保留了后攻机会，属于典型的到位三点攻战术。
当一传到位时，惠若琪打平拉开，袁心玥打三号位战术球如短平快、近体快、拉三、背快、背飞。张常宁可以打二号位背平或背抠，也可以打三号位的交叉进攻。朱婷则在1号位和6号位之间打错位后攻。
当一传到位时，战术变得非常丰富。朱婷可以打平拉开，或者跑动到三四号位中间打冲进；徐云丽可以打背飞、背错或背快，但基本不打三号位战术，目的是利用网长撕开拦防。同时，张常宁还可以发动后排进攻。
这仅仅是首发阵容的战术和一传轮次分析。在第二局开局时，教练组由杨方旭和丁霞搭档替换了魏秋月和张常宁，导致一传轮次站位和战术布置完全发生了变化。这种临场调整也是决赛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第四轮也就是魏秋月轮到前排四号位、张常宁轮到后排时，进入前排两点攻。这一轮被认为是最弱的一轮，郎平指导特意将其安排到了比赛的关键时刻或最后一轮。朱婷依旧隐形站位，全力后攻。
在第四轮中，如果一传到位，理论上可以形成四点攻。张常宁虽然理论上可以打后二，但实际上教练组从未选择这个选项。朱婷可以打后三，惠若琪打平拉开，徐云丽打背飞。
反轮结束后进入正常三点攻。这一轮朱婷到了后排，惠若琪到了前排，魏秋月来到六号位。虽然名义上是三点攻，但如果一传不到位，其进攻强度甚至弱于朱婷在前排的两点攻。
当第四轮一传不到位时，战术就会简化为惠若琪的一点攻。完整的六个轮次战术布置结束后，比赛又回到开轮的第三轮。这种复杂的轮次变换和战术布置，极大地丰富了球队的进攻手段。
惠若琪在这一体系中承担了六轮一传和三轮一攻的任务，展现了她作为队长的全面性和稳定性。张常宁则承担了四轮一传和五轮一攻的任务，她在场上的跑动和进攻穿插起到了很好的牵制作用。
在朱婷隐形站位的这一轮，如果一传到位，朱婷打的是后三进攻，其他人的战术跟上一轮基本没有变化。如果一传不到位，战术处理也类似，保持了战术体系的稳定性，减轻了朱婷的一传负担。
第五轮由袁心玥轮到后排，发完球后被林莉换下，徐云丽轮到前排，魏秋月轮到5号位。这是最后一轮前排三点攻。在这一轮中，朱婷终于不接一传，选择隐形站位，全力准备后排进攻。